“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和平年代，父亲的职业是屠夫，靠宰牛卖肉为生。一战后的德国经济濒于崩溃，很少有人能买得起肉，货源的供应也非常紧张，这迫使父亲关闭了自己的肉店。在看不到前途的情况下，他把德国振兴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了极右党派身上，而且参加了纳粹党。1944年，在德国军队从东线战场节节败退的形势下，已经55岁的父亲再一次穿上了军装，但时间不长，他就在守卫但泽（现属波兰）时被苏军俘虏了，后来他就死在了苏联的战俘营。一个从战俘营回来的人对我母亲说：你先生是在战俘营里饿死的。死之前他已经没有了饥饿的感觉，只是一遍一遍地说他非常非常想家。
1943年2月18日，德国宣布进入全面战争，全部社会活动、一切人力物力都投向了一个目标，那就是战争！为了填补前线的兵源损失，本土防空部队的军人大多被调去加强前线的步兵师，结果就空出了大量可以由妇女和学生替代的岗位。我和弟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走上防空阵地的。我弟弟是1929年出生的，参战时还不到15岁。为了使这群中学生在作战期间仍然能够学习，弟弟的老师也进入了军队，以便在战斗的间隙为他们上课。
1943年，我被征入国防军的海军助手系列，任务是支持海岸高炮部队，当时刚18岁。我们的制服是灰色的，而真正的海军制服是深蓝色的，这是海军的陆地支持人员和海上作战部队的一个差别。我操作过3种防空器材：探照灯、防空监听器、导向仪，主要是为10厘米口径的高射炮指引敌机目标。操纵这些大家伙没把子力气是不行的，以前这都是男兵干的活儿。所以接替他们的姑娘们必须身体强壮。”
在老相册中，我看到了安捷和几个女孩子在探照灯前的一张合影，果然个个强壮。我放下照片后问道：“二战期间，德国和苏联都曾大规模地征召妇女参加军队工作。我记得苏联征召了80万，德国征召了50万。您知道苏、德两国妇女在参战形式上有什么区别吗？”
安捷答道：“有很大的区别。俄国的参战妇女是真正的军人。除了常规的医疗和通讯工作外，她们中有很多人和男兵一样当狙击手、侦察员、坦克兵甚至干飞行员。而在德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女兵。直到战争的最后关头，德国也没有派女性去最前线厮杀。这是一条底线，也是西欧各国的传统：火线作战部队只能由男性组成。所以，在二战中苏联女兵有很大死伤，而德国方面的参战妇女损失很小。我看过一个统计材料，上面说，到1944年10月，德国的女人共承担了350个探照灯连的任务，到1945年3月（也就是德国投降前一个多月），像我们这样直接介入军事活动的妇女达到了50万人，差不多占德国剩余总兵力的20%吧！不过，官方从来不把我们这些人视为正规军的军人，而称我们是国防军女助手。我们分布在防空、通讯、装备维护等领域。此外，负责战地服务的准军事化女性还有10万人。
“但这并不说明纳粹没有打过让女性上一线作战的主意。曾担任德意志妇女会主席的尤塔在她的回忆录里说过：1945年初，帝国青年局的局长阿克斯曼打算向纳粹的党办主任鲍曼提出成立女兵作战营的建议，为此他来征求尤塔的意见。尤塔说：绝对不可以，如果我们的战争打到了寄希望于妇女来拯救我们的程度，这种战争无论如何都不再有意义。女人从生物学的角度上讲就不适于扛枪打仗。尤塔这一句话救了很多人。
“在所有参战的妇女中，上高炮阵地的人是最有风险的。好在我驻守的地方并不是盟军空军的攻击重点。我们的防空部队驻扎在德国西北部的海岸附近，高炮阵地设在汉堡和库克斯哈芬之间的一条河道旁，这是易北河的一个支流，空袭不太频繁。这使得我们这群女兵们都很喜爱这样的生活，因为它足够刺激却并不十分危险。另外，生活供应也相对充足。天哪，我们一个个都吃得很胖。在服役期间，我们还能经常有机会回家。每次回家，我们都换上花花绿绿的衣裳，因为我们嫌制服不好看。党卫军士兵最显着的标志是制服右领上的带有 “SS” 的领章，这两个字母被设计成了两道闪电。在被德国占领的国家里，这两道闪电成为老少皆知的恐怖标志。
党卫军在“二战”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3个领域：警卫核心机构；管理集中营；前线作战。无论在哪一个领域里，这支政治武装所表现出的意志、纪律和冷血都超乎寻常。纳粹德国在“二战”中犯下的重大罪行多与党卫军有关。党卫军士兵因而深遭痛恨，在仇恨者中间也包括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德国人。
在我攻读博士期间，柏林工大有个来自南德的大学生叫阿尔特豪斯，意思是“老房子”，他的爷爷干过党卫军。就因为这一点，他从懂事后就不愿意见他爷爷。我问他为什么，年轻的“老房子”说：“党卫军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凶手，他们每人手上平均有3条平民的人命。我为自己和他们同为德国人而羞愧。”我问他这个数字从何而来，他掰着指头给我算：“党卫军前后一共招收了多少士兵我不清楚，但我知道它在1944年底达到最高的人数，有90万人。加上它损失的人数，我估计它在整个战争中的前后总人数应该在200万上下。‘二战’期间欧洲死了3 000万人，其中犹太人就死了600万。我们按最保守的方法计算，把600万平民死亡的账放在党卫军头上应该不冤枉它吧？那不就是一个党卫军士兵背着3条人命！”
为此，我专门查阅了一些在德国出版的有关党卫军的文献，发现了一些党卫军在集中营以外的罪行记录，这里选摘两段如下(请注意，这些文字完全是由德国人自己写下的)：
1944年4月5日，在希腊的党卫军第7步兵团为报复游击队袭击而毁灭了一个叫克里苏拉(Klisura)的村庄，杀死居民215人，其中72人为15岁以下未成年人。同一只部队还毁灭了一个叫蒂斯特罗门(Distromen)的村庄，杀害了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300多人。
1944年6月10日，党卫军帝国师第4装甲步兵团为报复法国游击队的袭击，摧毁了法国村庄奥拉多苏尔·格拉纳(Oradoursur Glane)，一次就杀害了642人，其中190人是中小学生。事件的起因是抵抗运动的狙击手射杀了一个党卫军军官。这次行动在党卫军的档案中被称为一次“普通军事行动”。
揭露纳粹军队的战争罪行不是我的写作重点，因为在这个领域内既无秘密可言，也不存在任何争议。德国之所以能在战后重新为国际社会接纳，直面历史悔过自新是其关键所在。我要调查并展现给中国读者更多的是前党卫军士兵的个体经历和感受，而要做到这一点并非轻而易举。参加过“二战”的德国军人在战后分为两类，一类被纳入常规军人的范畴，用一句“为国尽职别无选择”似乎就可以解释一切；而另一类则被纳入“责任承担者”范畴，党卫军就属于后者。“自愿加入”的原则使党卫军成员无法用“被驱使”来解释他们的参战立场。而纽伦堡军事法庭对党卫军做出的“犯罪组织”的结论也明确定位了这些士兵在“二战”中的身份：犯罪组织的成员。在这种压力之下，前党卫军士兵通常不愿接受采访，特别是外国人的采访。东德地区的老兵艾卡特就说过：对历史上的一个引人瞩目的特殊群体，后来人很容易形成一种整体性的概念化和符号化的认识，表现在党卫军就是“妖魔化”。为了穿透“妖魔化”的定势认识，我经过长时间的寻找发现了一些原党卫军士兵战争回忆的史料，从中可以了解到这支“特殊军队”的一些个体对这一段历史的感悟：
莱夫勒：
我成长在一个工人家庭，父亲是瓷器行的师傅。我14岁开始学木匠活儿，学徒3年。在希特勒上台以前的德国经济萧条时期，我也被卷入失业大军，那是20年代末。为了谋生糊口，我曾经在军队的练兵场打短工，也在做玩具娃娃的工厂干过。我在1933年加入了党卫队，因为我反对左派的行径，尽管我年轻时曾参加过共青团组织。在办理加入党卫队的手续时我交待了自己曾经是共产主义者，党卫队的人对我说：没关系，重要的是你现在是什么。加入这支队伍必须要出示家谱，身高必须超过米，必须是雅利安人种。党卫队成员允许结婚，但必须递交申请接受审查。这些对我都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我和我太太都是雅利安血统。结婚的时候，我是穿着党卫队制服进入教堂的，外面站着50多个党卫队队员等候我出来，他们不能进去。我弟弟加入的是冲锋队，不久就发生了党卫队奉命取缔冲锋队的事，我们兄弟成了对头。我们必须服从，不能反对长官，不允许怯阵也不存在怯阵，谁在战场上胆怯，他就失去了他的名誉，还要被送到惩罚连去受罚。在党卫军中我获得的最好感觉就是集体精神，这里没有医生、工人、教师的职业差别，大家是一个整体，人人互相帮助。很多人说，党卫军中没有人当俘虏，这不是非常准确。但是，党卫军中确实没有人愿意被俘，所以我们总是战斗到最后。我们的对手都知道，和党卫军作战没有一次不是在啃硬骨头。
多林：
党卫军最早是保护元首的一支精锐武装，在首都柏林的重大活动中常作为仪仗队出场。在我报名参加党卫军时，一共有1万人同时参加了报名。但经过严格的挑选和体检，最后得到录取的只有3 000人，我就是其中之一。
1934年6月底，我们接到了上面的通知：根据普鲁士腓特列国王组建长人卫队的模式，柏林也要找一批身高超过米的男子组成阿道夫·希特勒的卫队。我被录取了。经过艰苦的训练后，我们变成了一支像刀切一样整齐的大个子卫队。我参加这个卫队的动机很简单，就是想去柏林，除此以外没有其他机会。另外，我也特别喜欢党卫队漂亮的军服。
在阿道夫·希特勒卫队中，我们学会了唱很多歌。有一天突然学唱《玛利亚和约瑟夫》，它不适合做进行曲使用，我一点也不喜欢，特别是在去靶场的路上要是唱这首歌特别显得不伦不类，后来上级也看到了这一点，就把这首歌取消了。
我无所畏惧，这对我能熬过这场战争可能起到重要作用。胆小的人总是在战争中先被死神带走。对付游击队，党卫军采取的做法是：如果在战线后方某地发生暗杀或破坏，军官们就取来地图，以发生事件的地点为中心，用大圆规画出一个圆圈，圆圈中的一切居民都被当游击队处理。对这种做法，我始终不能接受，我认为这只能引起更激烈的反抗，我们的人被俘后，人家对我们也会毫不手软。
马斯茨克博士：
我从小就没有家乡的概念，从来不想家。这并不是说我没有自己的家，而是因为父母管束太严，使我不喜欢这个家庭。参加党卫队后，我可以做很多在家里不允许我做的事情，所以我加入了党卫队。我对意识形态方面并不是看得很重。党卫队中有很多穷人，他们是一群流氓无产者，很明显他们总在想：现在我们可以干些什么了，现在我们有了升迁的机会了……这是深有底层感和孤独感的人群在面对新事物时的本能反应。
在我的眼里，大德意志帝国在“帝国水晶夜”中已经输掉了战争，尽管当时战争还没有开始。为什么我要这么说？我的理论是，如果穿制服的军事单位能接受国家的命令去破坏和焚烧平民的房屋和教堂，那么这个政府就毫无信誉可言，它必然是一个犯罪的政府。
所以，在我进行党卫队宣誓之前就已经加入了奥地利最早的抵抗运动小组。一方面我要宣誓效忠元首，另一方面我参加地下的抵抗运动，这使我成为了极好的撒谎者，尽管我从来不愿意这样。
亨特里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