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广对于道教并无坚定而深刻的信仰（这与他崇信佛教不同），他关注道教，一是他欲借助于道教为其政权效力，他想方设法拉拢延揽高道，给予其较高的政治地位，又调解缓和道佛关系，使道教不至于在政治上特别地感到压抑，然而他对道教的利用最终是失败的，道教中人积极参加了隋末改朝换代的政治活动，为其政权的崩溃作了大量的舆论宣传。二是大业中期，所谓天下承平日久之时，为他崇重道术的高峰期，他借助于道教方术填补荒唐无耻的私生活，把道士作为宫廷的点缀品，任用道士作斋醮科仪为其祈福。但对于道教文化事业的建设特别是道经的搜集整理，他还是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史书评价
《隋书》：“炀帝爰在弱龄，早有令闻，南平吴会，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独着声绩。于是矫情饰貌，肆厥奸回，故得献后钟心，文皇革虑，天方肇乱，遂登储两，践峻极之崇基，承丕显之休命。地广三代，威振八纮，单于顿颡，越裳重译。赤仄之泉，流溢于都内，红腐之粟，委积于塞下。负其富强之资，思逞无厌之欲，狭殷周之制度，尚秦汉之规摹。恃才矜己，傲狠明德，内怀险躁，外示凝简，盛冠服以饰其奸，除谏官以掩其过。淫荒无度，法令滋章，教绝四维，刑参五虐，锄诛骨肉，屠剿忠良，受赏者莫见其功，为戮者不知其罪。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功不息。频出朔方，三驾辽左，旌旗万里，征税百端，猾吏侵渔，人不堪命。乃急令暴条以扰之，严刑峻法以临之，甲兵威武以董之，自是海内骚然，无聊生矣。俄而玄感肇黎阳之乱，匈奴有雁门之围，天子方弃中土，远之扬越。奸宄乘衅，强弱相陵，关梁闭而不通，皇舆往而不反。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流离道路，转死沟壑，十八九焉。于是相聚萑蒲，胃毛而起，大则跨州连郡，称帝称王，小则千百为群，攻城剽邑，流血成川泽，死人如乱麻，炊者不及析骸，食者不遑易子。茫茫九土，并为麋鹿之场，忄弃忄弃黔黎，俱充蛇豕之饵。四方万里，简书相续，犹谓鼠窃狗盗，不足为虞，上下相蒙，莫肯念乱，振蜉蝣之羽，穷长夜之乐。土崩鱼烂，贯盈恶稔，普天之下，莫匪仇雠，左右之人，皆为敌国。终然不悟，同彼望夷，遂以万乘之尊，死于一夫之手。亿兆靡感恩之士，九牧无勤王之师。子弟同就诛夷，骸骨弃而莫掩，社稷颠陨，本枝殄绝，自肇有书契以迄于兹，宇宙崩离，生灵涂炭，丧身灭国，未有若斯之甚也。《书》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传》曰：‘吉凶由人，祆不妄作。’又曰：‘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观隋室之存亡，斯言信而有征矣！”
《北史》：“初，上自以蕃王，次不当立，每矫情饰行，以钓虚名，阴有夺宗之计。时高祖雅重文献皇后，而性忌妾媵；皇太子勇内多嬖幸，以此失爱。帝后庭有子皆不育之，示无私宠，取媚于后。大臣用事者，倾心与交。中使至第，无贵贱，皆曲承颜色，申以厚礼。婢仆往来者，无不称其仁孝。又常私入宫掖，密谋于文献后。杨素等因机构扇，遂成废立。自高祖大渐暨谅闇之中，蒸淫无度。山陵始就，即事巡游。以天下承平日久，士马全盛。慨然慕秦皇、汉武之事。乃盛理宫室，穷极侈靡。召募行人，分使绝域。诸蕃至者，厚加礼赐；有不恭命，以兵击之。盛兴屯田于玉门、柳城之外。课天下富室分道市武马，疋直十余万。富强坐是而冻馁者，十家而九。性多诡谲。所幸之处，不欲人知；每幸之所，辄数道置顿。四海珍羞殊味，水陆必备焉。求市者无远不至。郡县官人，竞为献食；丰厚者进擢，疏俭者获罪。奸吏侵渔，内外虚竭；头会箕敛，人不聊生。于时，军国多务，日不暇给。帝方骄怠，恶闻政事；冤屈不理，奏请罕决。又猜忌臣下，无所专任。朝臣有不合意者，必构其罪而族灭之。高颎、贺若弼先皇心膂，参谋帷幄；张衡、李金才籓邸惟旧，绩着经纶。恶其直道，忌其正义；求其无形之罪，加以丹颈之戮。其余事君尽礼，謇謇匪躬；无辜无罪，横受夷戮者，不可胜纪。政刑弛紊，贿货公行，莫敢有言，道路以目。六军不息，百役繁兴；行者不归，居者失业；人饥相食，邑落为墟，上弗之恤也。东西行幸，靡有定居；每以供费不给，逆收数年之赋。所至，唯与后宫流连耽湎，惟日不足。招迎姥媪，朝夕共肆丑言。又引少年，令与宫人秽乱。不轨不逊，以为娱乐。区宇之内，盗贼蜂起；劫掠从官，屠陷城邑。近臣互相掩蔽，皆隐贼数，不以实对。或有言贼多者，辄大被诘责。各求苟免，上下相蒙。每出师徒，败亡相继。战士尽力，不加赏赐；百姓无辜，咸受屠戮。蒸庶积怨，天下土崩；至于就禽，而犹未之寤也。”
历代评价
杨侗：“世祖明皇帝则天法地，混一华戎。东暨蟠木，西通细柳，前逾丹徼，后越幽都。日月之所临，风雨之所至，圆首方足，禀气食芼，莫不尽入提封，皆为臣妾。加以宝贶毕集，灵瑞咸臻，作乐制礼，移风易俗。智周寰海，万物咸受其赐，道济天下，百姓用而不知。世祖往因历试，统临南服，自居皇极，顺兹望幸。所以往岁省方，展礼肆觐，停銮驻跸，按驾清道，八屯如昔，七萃不移。岂意衅起非常，逮于轩陛，灾生不意，延及冕旒。奉讳之日，五情崩陨，攀号荼毒，不能自胜。”
祖君彦：”磬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
李世民：“隋炀帝承文帝余业，海内殷阜，若能常处关中，岂有倾败？遂不顾百姓，行幸无期，径往江都，不纳董纯、崔象等谏诤，身戮国灭，为天下笑。”“隋炀帝纂祚之初，天下强盛，弃德穷兵，以取颠覆。颉利近者足为疆大，意既盈满，祸乱斯及，丧其大业，为臣於朕。叶护可汗亦大强盛，自恃富贵，通使求婚，失道怙乱，奄至破灭。”
朱敬则：“彼炀帝者，聪明多智，广学博闻，岂不知蛟龙失悖渔父足得为害？鲸鲵出水，蝼蚁可以为灾？忽乃弃崤函之奥区，违河洛之重阻。言贼者获罪，敢谏者受刑，岂不是色醉其心，天夺其鉴？窜吴夷以避其地，虚宫阙以候圣人，盖为大唐之驱除也。”
皮日休：“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周昙：“拒谏劳兵作祸基，穷奢极武向戎夷。兆人疲弊不堪命，天下嗷嗷新主资。”
赵恒：“隋炀帝初平陈，斩五佞人以谢三吴，当时天下称贤。及其无道，乃过后主，深可叹也。
安尧臣：“隋炀帝负其富强之资，志逞无厌之欲，烦出朔方，三驾辽左，旌旗万里，赋敛百端，四海骚然，土崩鱼烂，丧身灭国。”
朱元璋：“隋炀帝妄兴师旅，征讨琉球，杀害夷人，焚其宫室，俘虏男女数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
努尔哈赤：“从来国家之败亡也，非财用不足也，皆骄纵所致耳。若夏桀、商纣、秦始皇、隋炀帝、金完颜亮，咸贪财好色，沉湎于酒，昼夜宴乐，不修国政，遂致身死国亡。”
王夫之：“隋之得天下也逆，而杨广之逆弥甚。”
《剑桥中国隋唐史》：“对这个历史上称为隋炀帝的人的性格刻划是非常困难的，除了一些模糊的感觉外，人们不能期望在集中把他说成是古典‘末代昏君’的大量被窜改的历史和传奇后面，对此人的实际情况有更多的了解。历史文献把文帝的谨慎节俭与炀帝的放荡挥霍进行对比，但从下面建设东都和完成运河体系这一节可以看出，这种鲜明的对比过分夸大了。民间文学把炀帝描绘成荒淫无度的人——以各种异想天开的方式沉迷于女色。但人们会发现，即使怀有敌意的修史者也不能掩盖这一事实，即他的正妻，一个聪慧和有教养的妇女，从未遭到他的冷落而被宫内其他宠妃代替，她始终被尊重，而且显然受到宠爱。隋炀帝毕竟是一位美好事物的鉴赏家、一位有成就的诗人和独具风格的散文家，他可能有点像政治美学家，这种人的特点可用以下的语言来表达：的确，自欺欺人也许是一个规律，因为带有强烈的艺术成分的政治个性具有一种炫耀性的想象力，它能使其个人的历史具有戏剧性，并使一切现实服从野心勃勃的计划。”
“儒家修史者对炀帝道义上的评价的确是苛刻的，因为他们把他描写成令人生畏的典型的‘末代昏君’。在民间传说、戏剧和故事中，他的形象被作者和观众的随心所欲的狂想大大地歪曲了－－人民生活在一个无节制地使用权力、有豪华宫殿和享有无限声色之乐的世界中，只能产生这种感情上的共鸣。在中国的帝王中，他绝不是最坏的，从他当时的背景看，他并不比其他皇帝更加暴虐。他很有才能，很适合巩固他父亲开创的伟业，而他在开始执政时也确有此雄心。”
美籍汉史学家费正清在《中国：传统与变迁》：“在隋文帝和隋炀帝的统治下，中国又迎来了第二个辉煌的的帝国时期。大一统的政权在中国重新建立起来，长城重新得到修缮，政府开凿了大运河（这为后来几百年间的繁华提供了可能），建造了宏伟的宫殿，中华帝国终于得以重振雄风。”
郑振铎：“杨广虽不是一个很高明的政治家，却是一位绝好的诗人。”
胡戟：“在中国从门阀贵族政治向科举官僚政治转化，从门阀社会向门阀后社会转化的历史关头，宇文泰、宇文邕、杨坚、杨广、李世民、武则天六人都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其中，在政治改革中走得最远的是隋炀帝和武则天。可后面这两位在历史上却是脏水被泼得最多的。”
蒙曼：“隋炀帝是大暴君，只是，暴君不是昏君，隋炀帝虽然无德，但是有功。只是他的功业，没有和百姓的幸福感统一起来，所以才会有“巍焕无非民怨结，辉煌都是血模糊”的说法。换言之，他没有处理好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关系，反而成了罪在当代、利在千秋，这才是隋炀帝最大的问题。”“他是个暴君。为了征讨高句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不顾客观条件，任性妄为，把百姓和国家都拖进了灾难中，所以叫暴君……他是昏君……在这第三时期，他已经不知道自己的责任是什么，也不想履行什么责任了，只是浑浑噩噩地混日子，所叫昏君。”楼台牡丹
杨广好奇花异石，曾三下江南搜寻。并派人将各地收集到的牡丹种植在西苑中。后携众嫔妃、太监、宫去西苑游玩，登上玉凤楼，看到牡丹盛开，大家十分开心。但有一妃喟然叹曰：“牡丹为花中之王，颜色虽好，可惜楼高，只能俯瞰，看不清楚，辜负了这国色天香！”杨广听了，即命花师来见他命令花师栽12棵高株牡丹，要和楼台一般齐，每株着花至少3色，违命者斩。众花师吓坏了，连连叩头求饶，杨广遂命全国各地花师来洛，群策群力攻克难关。各地花师闻讯，都推举当地技艺最高者前来洛阳。其中有个花师家住山东曹州，擅长牡丹栽培。他分析牡丹的生长规律、习性与特点，想到牡丹是可以嫁接的，就和其他花师一起搞试验，选择杏树、桃树、梨树、桑树、槐树等树种嫁接，但都失败了。最后，他们把牡丹嫁接在高高的香椿树上，结果成功了。牡丹昂然怒放，高过了楼台，杨广看得清楚，不禁龙颜大悦，称其为“楼台牡丹”。
杨广论功行赏，要奖励花师，不料一个宦官贪功，硬说这“楼台牡丹”是他领头搞出来的，杨广不明就里，赏给这个宦官许多黄金和绸缎。山东花师气愤极了，回家后发誓不再干这一行，培育楼台牡丹之技术失传，楼台牡丹随之绝迹。
龙舟选美
杨广下江南时，在龙舟选有1000名美女，让她们穿上白衣，在船前拉纤。杨广在船上观赏时，看上了“殿脚女”吴绛仙，当即纳为嫔妃。杨广曾靠着门帘，对身边大臣说：“古人言秀色若可餐，如绛仙，真可疗饥矣！”
文学特征
杨广是隋唐两代代表性的诗人之一。他的诗风广阔，既有千军万马出征时的雄伟，又能描写夕阳下长江宁静的江景；在他帝王生涯的最后，彷佛意识到自己帝王运尽，诗风转变为寂寥多感，主以抒情诗为主。
杨广少好学，喜欢诗文。其文初学庾信。为晋王时，召引陈朝旧官、才学之士柳鈇、虞世南等100余人，“以师友处之”，于是爱好梁陈宫体。由于他曾亲历塞上，远征辽东，故诗中描写的自然景物和戎马生活，也有其实践基础。他的诗歌融合了帝王的豪雄气概与诗人的细腻情怀，融合了北方诗人的贞刚质朴与南方诗人的清绮纤丽，从而具有了帝王霸气和文士秀气的双重特点。尽管他的诗歌有的比较粗糙，有的还有宫体轻艳之嫌，但总的来说，他的诗歌反映了他所处的时代风貌，展现了他的思想感情和政治抱负。他在推动诗歌格律化，开拓诗歌新气，,融合南北诗风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的诗及其诗风对后世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肃肃秋风起，悠悠行万里。……。”这是杨广在西巡时所做的《饮马长城窟行》，成为千古名篇。“通首气体强大，颇有魏武之风。”后代文人对他诗篇的评价极高。“混一南北，炀帝之才，实高群下。
他虽是北人，所作却可雄视南士。薛、卢之辈，自然更不易与他逐北。像他的《悲秋》，又像他的《春江花月夜》都是置之梁祖、简文诸集中而不能辨的。又有‘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的数语，曾为秦观取入词中，成为绝妙好词。”王夫之评杨广《泛龙舟》曰：“神采天成，此雷塘骨少年犹有英气。”杨广《江都宫乐歌》形式上已经十分接近七律，可谓七律之祖。杨广的诗歌地位不可小视，他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能在百年陈梁诗音靡靡之中，恢复汉民族的诗歌的风骨与精神实属难得。可以说他开创了“盛唐之音”的辉煌大气的阳刚之美，“济苍生” “安社稷” 一直是盛唐诗歌的重要精神他可谓唐诗之祖。《隋书·经籍志》着录《炀帝集》55卷，《全隋诗》录存其诗40多首。事迹见《隋书》本纪。
杨广诗文在中国文学、诗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亡国之君，多被毁誉。他“好学，善属文”，并写得一手好诗。其中较有名的有《春江花月夜》二首。
杨广开汴渠时曾作《水调歌》，流传千古。
凡读过诗文的人，几乎都知晓唐代张若虚写有名篇《春江花月夜》，但少有人知道杨广在张若虚之前早就写有《春江花月夜》。这诗题原为陈后主所创，但原词早已失传。杨广曾以此题作曲。据文献记载，他在宫中制作了许多新声乐府，“辞极淫绮”，“哀音断绝”。但他自己的创作并非像某些文献所载“词无淫荡”，而是“并存雅体，归于典制”（《隋书·文学传序》）。其中许多颇有些刚健的佳句，多数诗作都很讲究对仗和声韵和谐。并不浓艳，而是雅味正声。且看他的《春江花月夜》其一：
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
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
四句两联，特有贯珠之妙。这是本题现存最早的两首之一。
其后才有唐朝张若虚的同题诗《春江花月夜》。但张若虚是拟题作诗，已非原有曲调。如果把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与杨广的《春江花月夜》相比，可清楚地看出其描写春江花月夜景是受到本篇启示的。
从杨广的《春江花月夜》，可以看出其诗歌风格是丽而不艳，柔而不淫，有正言之风，雅语之气。从他的现存另一首《夏日临江》亦可看出此风。
夏潭荫修竹，高岸坐长枫。
日落沧江静，云散远山空。
鹭飞林外白，莲开水上红。
逍遥有余兴，怅望情不终。
张溥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隋炀帝集》中云：“陈隋文哀，帝王有作，与众同波”。南朝至隋，帝王诗中不作王霸之语，而与民间诗人同一风格，确是一种良好的风气。杨广诗风功不可没。
代表作品
《江陵女歌》
《春江花月夜》
《野望》